1998年還存在三分之二虧損的中國國有企業，歷經十多年征程，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并迎來自身發展的“黃金時代”。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我們通過國有中小企業改革把國有經濟集中到了大企業層面，通過政策性關閉破產淘汰了國有大企業中的5000多家劣勢企業；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又通過管理體制改革優化了企業的外部管理體系，而且不同程度解決了其內部機制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所以這十年國有企業經營效益的改善是必然的。”
十年間，中央企業（從2002年至2011年）的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加到28萬億元，營業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20.2萬億元，稅后利潤從3006億元增加到9173億元，主要經營指標均翻了好幾番，年均國有資產值增值率達到115%，為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央企發展所帶來的壟斷利潤分配不均、職工薪酬居高不下等問題又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
十年間，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由6家增長到43家；而央企在海外市場并未真正展現500強的實力。2008年金融危機中，有68家央企曝出114億美元的海外業務巨額浮虧，2011年又傳出中國鐵建投資沙特輕軌項目虧損達41.48億元人民幣。
從瀕死掙扎到行業領袖
央企“涅槃”始于2003年國資委成立。“兼并重組”、“整合”成為國企改革的主題詞，2003年到2006年間，國資委所管轄的央企由236家減少到149家。2004年到2006年，129家企業實現了經濟效益持續增長，其中年均增幅超過20%的企業達到112家；13家企業實現了全面扭虧增盈；年均新增利潤超過10億元的企業有25家。2006年，中央企業實現銷售收入8.3萬億元，有16家中央企業入選《財富》雜志2007年公布的世界500強，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2009年4月19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時透露，截止到2008年底，140多家中央企業實現利潤6961.8億元，其中有三大企業利潤過千億：中國石油凈利潤年度1144.31億元，蟬聯亞洲最賺錢企業；中國移動盈利1127.93億元，成為全球最賺錢電信公司。
據國資委統計數據， 2012年1-7月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23347.6億元，同比增長8.4%；上交稅費總額12625.7億元，同比增長13.8%。十年間國有企業穩定高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市場化改革，努力實現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兼容。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經營機制改革、兼并重組等一列改革措施，為國有企業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正如邵寧所說：“十年前國有企業脫困時期進行了大范圍的退出，實際上那時不主動退市場也會逼你退，想進也進不了。所以，平等競爭、優勝劣汰是一個最好的東西，誰競爭力強就讓誰發展，這樣能夠保證我國的經濟由最出色的企業組成。因此我們的著力點應是研究完善平等的競爭機制。”
勇于擔當社會責任
承擔社會責任，是央企重要使命之一。據統計，“十一五”期間，僅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就實現節能4900萬噸標準煤，是國家下達節能考核目標的1.8倍；另外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幅分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23.7和22個百分點。此外，中央企業積極參與定點扶貧、援疆援藏和各類社會公益事業，2008年至2010年中央企業扶貧、救災、公益事業等捐贈就達133.7億元。
“在抗震救災一線，在航天航空一線，在自主創新一線，在‘走出去’一線，在高風險、低回報一線，我們都能看到國有企業的身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說，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才使我國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掌握著經濟主權；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才有了抓手。
自2006年年初，國資委研究局啟動對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問題的系統研究。國家電網在這一年率先公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隨后中鋁、中遠等央企也相繼發布社會責任報告。2008年，國資委發布《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提出了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理念、目標、主要內容和措施。這是國資委自成立以來，首次就央企履行社會責任提出明確指導意見，成為國企乃至中國企業界履行社會責任的里程碑式的指導文件。“企業責任報告”使得央企承擔社會責任這一使命更加制度化和具有監督性。今年截至5月30日，有92家央企公開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走出去”迎接風險
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逐步發展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2011年4月28至29日，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走出去’工作會議”，明確把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集團、著力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和著力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確立為“十二五”期間中央企業“走出去”實施國際化經營的三項主要任務。
在政府的鼓勵與推動下，中央企業國際化經營這幾年取得積極進展。據國資委的初步統計，2005～2010年，約100家中央企業在境外（含港澳地區）設立了子企業或管理機構約4248戶，對外直接投資由96億美元增加到499億美元，年均增長39%，約占全國非金融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4%。2009年有67戶中央企業實施了海外并購，并購的企業達771戶。
在看到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經營方面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開展海外業務方面與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相比還有相當差距。
2010年底，國資委主任王勇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指出了央企存在的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缺乏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整體上看，中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還不強，缺乏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品牌，國際化人才嚴重不足，組織框架和經營模式不能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需要。在國際標準和競爭規則的制定中，影響力還比較小。一些企業在國際市場惡性競爭十分嚴重。布局結構調整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許多行業還處在國際產業鏈低端，一些企業仍然延續高投入、高消耗的發展模式。技術創新能力不強，中央企業普遍面臨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研發投入、研發能力和水平與跨國公司相比有很大差距的問題。管理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不高。一些企業管理鏈條過長，集團管控能力弱，缺乏對重要子企業和境外資產的有效監控和管理，重大資產損失時有發生。 “任何投資不可能沒有風險，也不可能回避風險。隨著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的增長，境外資產的監管實際上對國資委來說是一個新課題。”邵寧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央企改革需要深化
毫無疑問，在這十年間，不少央企都長成了“巨型航母”。他們的資產規模動輒以千億計，每年的盈利或者虧損通常以百億計。他們常常集中了某個領域內政府能夠調配的幾乎所有的優質資源，他們的領導者中也不乏當今中國最優秀的管理者，也都創造了驕人的效益。
但是這些“巨型航母”的發展也受到一些質疑。
“伴隨著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一些質疑聲從未間斷過：從‘國退民進’到‘國進民退’的幾次全社會大討論，掩映的是產權結構矛盾的一次次市場化沖突。從當年批判國企效率低下，競爭力不足，到如今批評‘做大做強’的國企壟斷市場、壟斷利潤，糾結的實際上是社會利益分配的種種不平衡。然而，進退之間的權衡在現在的市場發展階段上，依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邵寧說。
對于壟斷，正如邵寧所說：“某些行業如電信、石油石化在中國是非常特殊的行業。第一，他們是寡頭競爭格局，或者說是幾個寡頭壟斷市場（至少在上游部分）；第二，他們關系國計民生，因此價格都由政府控制。為什么只由少數企業經營，是行業特點決定的。電信企業建一張網需要上千億投資，運營商過多是不經濟的。石油是稀缺資源，大家都去開采肯定不行，所以世界上絕大多數產油國都是國家石油公司體制，是獨家的。”
對于央企利潤分配，是不是真的如網友質疑被企業領導和職工分掉了，是不是都去支付天價“業務招待費”了呢？這些質疑背后真正地問題在于央企信息的披露不及時與行業監管、社會監督不到位。
作為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央企，應該更加適應公眾與輿論的監督。
雖然，央企的十年發展之路坎坷曲折，但央企也獲得了真正地成長，尤其是在國民經濟中中流砥柱的作用愈發顯得無可替代。經歷了股份制改革鍛造后的央企已經被整個社會賦予了更高的期望，其每一項改革實踐，甚至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社會，市場以及輿論的關注。
正如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所說：“經過多年改革發展，國有企業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但必須要依靠深化改革來推進國有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本文章摘自9月11日“人民網”)